2016年中國「兩會」召開之際,全世界各國都非常關注中國的經濟形勢,主要因為中國因素」影響到了世界。下文是對2016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。
中國的經濟發展趨勢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整個世界經濟的走向。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下行壓力很大,供給側改革任務很重,內外環境挑戰很多。
3月9日,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召開吹風會,邀請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、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黃守宏,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馬建堂解讀政府工作報告,就如何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、2016年經濟預期目標、宏觀調控政策等問題與中外記者進行了交流。
「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對我們做好經濟工作至關重要。」黃守宏表示,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涵非常豐富,不是單純的去產能、去庫存、去槓桿,還包括降成本、補短板,要正確理解,不能只突出「三去」,還要關注「一降一補」。
那麼,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我們該如何正確理解呢?黃守宏從體制、產業等層面進行了解讀:
從體制層面看,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「放鬆管制、促進競爭、支持創新、擴大開放」,也就是政府要通過簡政放權、放管結合、優化服務等改革,為市場主體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。
從產業層面看,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做減法,也要做加法。做減法,就是要通過市場競爭、以市場倒逼的方式化解過剩產能、淘汰落後產能;做加法,就是培育促進新產業、新技術、新業態、新模式,即加快新經濟的發展。如果只做減法,單純地去產能、去庫存,經濟發展就會產生收縮效應;只有有減有加,才能保證經濟在轉型升級中持續穩定增長。
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,就是通過重大改革讓企業更活、市場更有效、政府管理更科學。」對此,馬建堂闡釋道:在企業層面,就是生產能夠按照市場需求「能多能少」、使用的資源包括用工「能出能進」、企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「能生能死」;在市場層面,一是進一步培育配置資源所需要的要素市場;二是進一步推動價格改革,讓價格這一重要的市場信號更好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的稀缺程度;在政府層面,要進一步減少對企業不必要的審核、許可,同時改進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、提高監管的水平。
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是否意味著我們可以放鬆需求側管理?
「從供求關係層面看,與西方經濟學供給學派只關心供給、強調減稅不同,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,又關注需求。」對於一些「矮化」 投資的觀點,黃守宏並不認同,他表示,目前我國基礎設施、民生等方面還有很多薄弱環節、發展相對滯後,產業也亟須轉型升級,在這種情況下保持經濟增長,離不開投資,「供給和需求是一枚硬幣的兩面,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需求對立起來、非此即彼。」
黃守宏表示,從宏觀調控層面看,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是宏觀調控的兩個基本方面。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通過降稅、減費等支持實體經濟發展,推進企業轉型升級、促進結構優化都需要一個過程;為了防止經濟在調整中失速,要同時適度地擴大有效需求。」在他看來,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眼長期可持續,而運用政策工具適度擴大總需求是為穩住當前,「長短結合,中國經濟才能更加健康強勁地發展。」
「需求管理過去是、現在也是政府短期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,在供給側培育新動力、改造傳統動力也不能忽視需求側管理。」馬建堂表示,在適當擴大總需求的同時進一步推進結構性改革,使供給結構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,中國經濟就可以實現穩中有進。
政府工作報告提出,今年國民經濟發展的預期目標為6.5%—7%的區間。實現這一目標難度大不大?
「這一目標考慮了需要與可能,考慮了經濟發展的基礎與發展的走勢,考慮了國內經濟發展的狀況,也考慮了國際經濟變化的情況,符合現實條件,是比較穩妥、合理的。」馬建堂坦言,這個目標與國外比、與過去比並不低,但是有中國經濟基本面的支撐,這個目標經過努力可以實現。
對於經濟基本面,馬建堂進行了具體分析:一是我國有充裕的居民儲蓄,儲蓄可以轉化為投資,帶來經濟增長。二是人力資本。儘管勞動年齡人口有所減少,但規模仍有9億多人,每年還新增700多萬高校畢業生。三是創新資本。2015年,全國授予境內專利權157.8萬件,增長32.4%,2015 年研發支出1.4萬億元,增長9.2%,科技創新勢頭不減。四是城鎮化進程加快。現在每年有1000多萬人轉到城鎮落戶、有穩定就業,人均年消費支出便會翻一番,城鎮化還拉動了住房、道路、醫院等基礎設施投資。五是通過簡政放權、實施創新驅動,推動了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,新業態不斷湧現。
「確定這一目標,我們同時也考慮了就業、居民收入、環境改善等因素。」在黃守宏看來,6.5%—7%的經濟增速能夠滿足1000多萬人新增就業的需要,能夠實現居民收入與GDP增長基本同步,也可以讓我國在經濟結構改善的同時實現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下降。他同時表示,外界對於中國經濟增速在季度間和月度間的變化,不要過於介意,而更應關注就業穩定、收入增長、民生與環境的改善。
「前些年,面臨經濟下行壓力,我們沒有搞『大水漫灌』式、強刺激性的量化寬鬆政策。目前,我國的赤字率和貨幣政策都是適度的。」黃守宏表示,中國政府仍有充足的宏觀調控手段來應對當前的經濟形勢,「萬一經濟增長滑出合理底線,影響就業市場穩定,我們就會採取更加有力、有效的政策應對。」
「比如存款準備金率,央行剛剛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.5個百分點,但下調之後仍然有17%左右;比如我國一年期存款的基本利率在全球範圍內還是比較高的。」馬建堂舉例道。
「今年我國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有度,積極的財政政策應更加積極有力。」馬建堂相信,科學的宏觀調控政策與深入推進的結構性改革相結合,能夠有力應對經濟運行中的各種風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