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市場環境下，肉牛產業作為農業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，面臨著諸多挑戰與機遇。2025年，隨著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以及國際貿易形勢的變化，肉牛產業的貿易與生產協調問題愈發凸顯。本文通過對肉牛產業的深入分析，探討如何在價格機制的視角下，實現貿易與生產的協調優化，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與重要農產品供給。

  一、肉牛產業面臨的市場與政策環境

  《2025-2030年中國肉牛行業重點企業發展分析及投資前景可行性評估報告》近年來，中央政府高度重視農產品貿易與生產之間的結構協調問題。2024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「完善農產品貿易與生產協調機制，推動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保持在合理水平」，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明確提出「完善農產品貿易與生產協調機制」，標誌著我國農業宏觀調控進入了更加注重系統性、協同性的新階段。與此同時，國際形勢也發生顯著變化，美國近期宣布新一輪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，給我國肉牛產業帶來了新的挑戰。面對日益複雜的國內外市場環境，建立科學有效的貿易與生產協調機制，對破解「穀賤傷農」「肉貴傷民」等周期性難題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與重要農產品供給具有重要意義。

  二、肉牛產業的供需現狀與挑戰

  (一)供需結構失衡，國內生產被動調節

  肉牛市場分析顯示2019-2024年，我國肉牛出欄量由4533萬頭增加至5099萬頭，年均增速不足3%，難以支撐終端消費的持續擴張。同期存欄量雖在2023年達到10509萬頭的階段高點，但2024年回落至10047萬頭，結束了連續增長態勢。從趨勢來看，2021-2023年存欄增長主要源於前期價格高位運行及政策激勵，但2023年下半年以來，價格持續走弱、飼料成本高位運行、進口壓力增加，導致農戶補欄意願明顯下降，2024年存欄隨之回落，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調節機制在價格波動中的失效風險。與此同時，我國牛肉消費持續增長，2023年人均牛肉消費達3.1千克，總消費量突破1000萬噸。同期產量為753萬噸，難以滿足國內消費需求，供需缺口需通過進口彌補。2019-2024年，牛肉進口量由165.9萬噸增至287.5萬噸，雖然2022年後進口增速有所放緩，但進口總量仍處於歷史高位，且主要集中於巴西、阿根廷等低價供應國，帶來顯著的價格衝擊效應。同期，國內牛肉產量雖然總體保持增長，但波動顯著，這說明生產響應缺乏穩定性。從結構來看，國內產量與消費量雖未形成顯著替代關係，但兩者缺乏有效聯動。進口未能在價格波動中發揮穩定市場的調節作用，反而在價格下行階段增加了供給壓力;而國內生產在成本壓力與市場不確定性下呈現「被動適應」，調節能力減弱，生產預期難以穩定。

  (二)成本高企與效益下滑，價格機制調節功能弱化

  2021年全國活牛及牛肉價格處於高位，但自2022年起，大量低價進口牛肉湧入，疊加國內階段性供給增加，導致國內活牛及牛肉價格自2023年下半年起持續大幅下跌，至2024年中，活牛價格較前期高點跌幅達30%-40%，嚴重偏離成本線，養殖環節陷入深度虧損。與價格下跌形成對比的是，成本端壓力持續存在，特別是飼料成本長期處於高位。自2022年起主要飼料原料如豆粕和玉米的價格整體呈現震盪回落趨勢，但在實際養殖過程中，受前期高價原料採購的滯後影響，以及人工、疫病防控、運輸等多項成本的持續上升，肉牛養殖總成本仍維持在較高水平，而飼料價格的波動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肉牛養殖成本。據《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彙編》數據，以規模養殖肉牛為例，2023年每50千克牛的總成本較2020年上漲約20.2%。而同期平均出售價格卻下降12.2%。與此同時，2025年3月，美國宣布對我國加征關稅，雖然可以尋求其他國家的大豆供應，但這些國家的供應彈性有限，短期內豆粕價格可能仍會維持高位，其價格上漲也會加大中小養殖戶的養殖壓力。更為關鍵的是，價格信號未能通過有效機制引導產業周期運行。價格下行未觸發及時的政策響應，養殖成本上行未形成對沖手段，使得養殖者面臨雙重擠壓，承擔了大部分的風險與損失，不僅限制了當前出欄積極性，也直接動搖了後續補欄意願。

  三、肉牛產業的國際比較與啟示

  (一)成本結構比較

  我國牛肉育肥總成本顯著高於美國和巴西，生產成本居高不下，其核心原因在於：(1)飼料成本高昂。2023年我國肉牛養殖總成本中，飼料成本占比超過65%。雖然美國飼料成本同樣占總成本的60%-70%，但美國本土玉米、大豆等飼料原料充足，飼料價格相對穩定。而我國精飼料特別是豆粕、玉米等價格受國際市場影響波動較大，同時我國以舍飼育肥模式為主，精飼料消耗占比大，因此飼料成本高於農業大國美國和飼料價格較低的巴西。(2)犢牛/架子牛成本高。美國通過品種改良技術提高牛群質量，從而降低長期成本;巴西多數採用自繁自養或自有放牧資源穩定種群，而我國犢牛採購成本高，育種體系尚未形成規模優勢。(3)土地和人工成本相對較高。我國以小規模養殖為主，人工成本高，缺乏規模效應。此外，還需承擔防疫、場地租賃等費用。而規模化養殖為主的美國和土地、勞動力價格較低的巴西可以從中進一步降低養殖成本。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我國肉牛產業在全球市場中的成本「硬約束」，導致在國際競爭中不具備優勢，其背後實質上反映出我國面臨的飼料結構單一、育種體系滯後與成本傳導機制缺位等多重挑戰。當前我國尚未建立成本聯動補貼機制，如若養殖環節中的哪個部分要素成本上漲，則會直接傳導至養殖端，缺乏緩衝工具。

  (二)生產效率比較

  從效率層面看，美國肉牛養殖依託完善的育種體系與現代化育肥技術，生產周期短、出欄穩定性強;巴西雖以粗放式養殖為主，但土地資源優勢以及出口導向政策使其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。相比之下，我國則由於投入機制不完善、技術推廣不暢通、標準化程度不高，導致整體生產效率偏低、產業抗風險能力弱，價格信號傳導機制亦難以發揮作用。這種效率差距不僅來源於自然稟賦，也源於制度供給水平有待提高。目前，我國在標準引導體系以及預期管理等方面缺乏系統安排，產業對價格變化反應遲緩，機制運行效率有待提升。

  (三)制度支撐比較

  從制度視角看，美國肉牛產業具備目標價格、收入保險、飼料補貼等完善政策工具，實現了貿易自由與生產穩定的協調統一;近年來，巴西通過推動疫病防控、出口合規化、放牧資源管理，逐步建立起適應外貿需求的制度體系。我國現有政策多停留於生產與養殖支持層面，缺乏「價格—貿易—生產」的統籌安排。一方面，進口節奏未能有效聯動國內出欄周期，難以保障我國肉牛產業生產積極性;另一方面，價格下跌缺乏底線機制保障，生產者長期處於無預期、無工具、無保護的狀態。